品读·原创|在这里,永远想不出会遇到什么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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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原创|在这里,永远想不出会遇到什么动物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de)“问道石门(shímén)——陕西汉中石门汉魏(hànwèi)书风创作研究展”,标志着以“石门十三品”为代表的石门石刻首次整体性地走进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diàntáng)。“石门十三品”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其历史横跨东汉至南宋,历经千余年的沉淀与传承。这些石刻深嵌于秦岭褒斜古道的险峻崖壁中,不仅承载着古代交通与水利的厚重历史,更以其雄浑朴拙、奇逸天成的艺术风格,生动展现(zhǎnxiàn)了(le)书法审美(shěnměi)流变的轨迹,成为后世书法家溯源求新的灵感源泉。
石门韫(yùn)玉 历世弥光
——汉中“石门十三品(pǐn)”书法史价值谫论
在(zài)中华文明发展与中国(zhōngguó)书法史演进的(de)(de)双重维度中,以“石门十三(shísān)品”为核心的陕西汉中褒斜(bāoxié)古道石门摩崖石刻群,历经千年洗礼,以其多方面的艺术价值与深厚的人文地理(rénwéndìlǐ)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物质实践与精神建构互融共生的典范。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十三品”凭借其汉隶的古朴雄浑、魏碑的峻峭奇崛及宋隶的宏阔舒展(shūzhǎn),系统构建(gòujiàn)了(le)自东汉至(zhì)南宋的书体演变(yǎnbiàn)谱系,更在摩崖载体与秦岭褒谷自然山水的交融互映中,凝练出独特的摩崖石刻美学体系。尤为重要的是,这种书体演变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而是与古代褒斜栈道工程的技术形成了物质实践与精神创造的双向互动,深刻诠释了东方文明中,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辩证统一。因此,“石门十三品”不仅是一部镌刻于秦岭崖壁的书法演变实录,更是解码中国古代交通工程(褒斜道、石门隧道、栈道)、水利工程(山河堰)、生态(shēngtài)智慧与人文精神的立体文化密钥。
汉魏摩崖:篆隶楷之变的审美(shěnměi)场域
“石门(shímén)十三品”是以《鄐君开通褒斜道》《石门颂》《杨淮表记》《石门铭》为代表的(de)汉魏摩崖石刻群,集中展现了从篆书余绪向楷书演变的汉字(hànzì)发展轨迹,于秦巴(qínbā)险隘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摩崖美学,赋予书体演变以空间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多重审美维度。
《鄐(chù)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kè)于(yú)东汉永平九年(66),是我国现存东汉最早的(de)(de)石刻之(zhī)一。记述了汉中(hànzhōng)太守鄐君受诏承修褒斜道之事。它以(yǐ)篆隶交融的笔意,呈现隶书萌芽期的古拙风貌,其(qí)笔画退尽刀劈斧削锋芒,与石纹残损自然交融,波磔含蓄内敛,字势方整且存篆籀遗韵(yíyùn)。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赞曰:“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xíngzhī)”。《石门颂》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由当时(shí)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内容歌颂了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从其书风来看,臻于成熟汉隶之极致,通过瘦劲如铁的线条与疏宕天成的章法,展现出从《鄐君开通褒斜道》篆意残存向成熟汉隶过渡显著特点。《杨淮表记》刊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由卞玉撰文,书丹者不详。内容叙述了杨淮、杨弼的生平及(jí)对二人为官清廉的赞誉(yù)。书风纵逸奇崛,字势倾斜(qīngxié)险峻,其章法之跌宕较(jiào)《石门颂》更具表现张力。北魏《石门铭》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由王远撰文并书丹,武阿仁凿字。内容记载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废置已久的褒斜道之事。其以楷书为体、隶意为骨,将方折峻利的魏碑笔法与汉隶的圆浑气韵熔铸一体,其“斜画紧结”的结体特征,标志着楷书逐渐摆脱(bǎituō)隶法束缚、走向独立审美品格(pǐngé)的历史性转折,因而康有为誉之“若瑶岛散仙,骖(cān)鸾跨鹤”。
汉代《故司隶校(sīlìxiào)尉犍为杨君颂》摩崖(又称《石门颂》)(局部)
南宋(nánsòng)《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局部)
这四方汉魏摩崖不仅(bùjǐn)是书体演变的直观图谱,更是(gèngshì)不可替代的艺术史坐标。它们(tāmen)既有共性又各具审美特质,共同构筑了巴蜀山川篆、隶、楷嬗变的鲜活(xiānhuó)审美现场,成为后世书家隶书、楷书取法和创作的灵感源泉。
摩崖榜书:“以字彰景”的(de)巨制典范
《石门(shímén)》《衮雪》《玉盆》《石虎》作为“石门十三品”中的四品汉魏(传)摩崖榜书(bǎngshū)代表作,虽字数寥寥,却凭借擘窠(kē)隶书的雄浑气魄与自然景观的深度(shēndù)互动,以及作者身份的传奇色彩,成为书法史与文化遗产中的独特存在,深刻展现了书法意象与地理景观的交融,以及“天人合一(tiānrénhéyī)”的哲学境界。
《石门(shímén)》方整峻拔,笔画浑厚如斧凿,仿佛与石门隧道的(de)工程伟力相得益彰;《衮雪》镌刻于激流(jīliú)巨石之畔,字形(zìxíng)奔涌(bēnyǒng)恰似浪花翻腾,呼应水浪如雪的景象。“衮”字三点水省略,相传源于曹操(cáocāo)“江水甚多,何须添足(tiānzú)”之语,彰显出不受拘束的逸气;《玉盆》依托河中白玉状巨石布势,横向字列宛如盆承水纹,后世的纵向仿刻,亦显开张气势;《石虎》对应石虎峰的形貌,竖笔劲峭如虎尾横扫,威仪自生。其笔势随石形而变,圆融与峭拔并存,巧妙(qiǎomiào)融合了玉盆石的温润与石虎峰的威猛。
汉代(hàndài)(传)《石门》摩崖
汉代(传(chuán))《石虎》摩崖
汉代(传)《玉盆(yùpén)》摩崖
汉代(传)《衮雪》摩崖(móyá)
以上四品的(de)作者无确切考证,附着其上的名人传说却构成了其文化价值的重要延伸。《衮雪》虽托名曹操,存在争议,却与其“雄(xióng)赡”的书风及建安年间两度至汉中的史实相契合(qìhé),被赋予了“魏武精神”的豪迈意象;《石虎》落款为西汉隐士郑子真,借助其拒聘权贵(quánguì)的典故,强化了褒谷作为“隐逸之地”的文化符号;《玉盆》则附会张良,关联楚汉栈道(zhàndào)的谋略传奇……诸说虽非信史,却深刻映射出(chū)后世对汉魏风骨的集体追慕与文化想象。此外,南宋修复山河堰的“竣工报告”《山河堰落成记(jì)》以巨幅之书,展现了宋代(sòngdài)隶书复兴的气象(qìxiàng),形成了以楷、行写隶的独特文本风貌。
《石门》《玉盆》《石虎》《衮雪》《山河堰落成记(jì)》的巨制榜书,这种(zhèzhǒng)“因景题字(tízì),以字彰景”的模式,堪称中国摩崖书法“景观化”实践的早期典范。
考释品评:金石学视野下的学术(xuéshù)重构
“石门十三品”中南郑县令晏袤的考释品评,集中展现了(le)金石学视角下的学术重构实践。其《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shìwén)》与《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作为南宋金石学的杰出成果,不仅实现了对汉魏摩崖文本的考释,更在学术史(xuéshùshǐ)上重构了古代交通史、职官制度及书体(shūtǐ)演变的认知框架(kuāngjià)。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móyá)因苔藓覆盖,自东汉至南宋绍熙五年(1194)前湮没无闻(yānmòwúwén),晏袤释文首度完整抄录并注释原文,使其免于彻底散佚。释文翔实(xiángshí)记载了(le)汉代大型工程的组织细节,详注鄐君官职“汉中(hànzhōng)太守”及刑徒来源“广汉、蜀郡、巴郡”,为印证汉代郡守工程权责与劳役制度(zhìdù)提供(tígōng)了关键史料。其考释行为本身即是对汉文化的追慕与学术接续。晏袤更对其书法价值予以重估,在释文中评其“字法奇劲,古意有余”,精准指出(zhǐchū)其结体方古疏阔及其与篆书遗韵的紧密关联。
《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合并考释了曹魏景元四年(263)《李苞通阁道》及西晋泰始(tàishǐ)六年(270)《潘宗伯韩仲元造桥格》,揭示出三国至西晋褒斜道连续修缮的历史脉络。《李苞通阁道》中“荡寇将军(jiāngjūn)”职衔,为研究曹魏军事职官(zhíguān)体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zuǒzhèng)。晏袤的释文为后世探究东汉交通治理与人员调配机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有效(yǒuxiào)弥补(míbǔ)了正史记载的缺憾。
晏袤“文本校勘、史源互证、书风品评”三位一体的考释范式(fànshì),成为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典范,奠定了“石门十三品”学术研究的基石(jīshí)。其(qí)考释工作促成了汉代摩崖(móyá)与南宋题记的时空对话,初步构建起“石门石刻”的学术体系框架。
题名留雅:登高染翰的文人意志(yìzhì)
褒谷石门是山水佳处,历代文人(wénrén)墨客在此登高染翰、题名留雅,形成了颇为典型的石门题名盛景。在褒谷石门遍布历代摩崖题名近百方,尤以宋代题名约59方最为典型。这些(zhèxiē)题名多采用“姓名+官职+事由”的固定格式,既彰显个人政绩,亦(yì)体现士大夫的责任担当,共同铸就了“栈道—书法—诗文”三位一体的文化地标。它们不仅(bùjǐn)延续了汉魏石刻的纪事(jìshì)传统,更在“山川(shānchuān)留名”中注入了鲜明的文人主体意识(yìshí),构建了集地理标识(biāozhì)、历史记忆与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复合文化现场。
关于山河(shānhé)堰修(xiū)护的(de)(de)重要石刻题名,包括淳熙十二年(1185)的《石邵(shíshào)、段雄飞(xióngfēi)等南宋淳熙题名》《王还嗣等南宋庆元题名》,以及庆元二年(1196)的《闾丘资深等南宋庆元题名》等;涉及视察褒谷(bāogǔ),游历山川(shānchuān)的题名,如宝庆二年(1226)的《赵彦呐题名》记载了(le)赵彦呐、白巨济等人“视堰修禊事”,嘉定三年(1210)的《鲜于申之等题名》记录了李廷允等人“视堰山河,泝褒水,登石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shì),《赵彦吶题名》《宋之源题名》等详细记录了众多官员参与的褒谷“修禊”活动,旨在祈愿消灾避祸(bìhuò)。这些石刻均明确标注了官员的地望,表明在宋代,于褒谷求神祷雨已成为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政务,且此类官方祈雨现象十分普遍,并延续至南宋晚期。
南宋《鲜于申之等题名》(局部)褒谷(bāogǔ)石门题名不仅是一段镌刻于秦巴山崖的(de)历史印记,更是宋代士大夫精神(jīngshén)世界的宣言。其(qí)蕴含的济世情怀、隐逸而豁达的人生寄托,以及充满张力的艺术表现,宛如铭刻(míngkè)在山河之间的精神契约,至今仍在深情诉说着宋代文人在山水间安顿心灵的恒久追求。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zhōngguó)书法文化研究院、石门书法研究院)
“石门(shímén)十三品”包括:
1.汉代《鄐(chù)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又称《大开通》)
2.汉代《故司隶校尉犍为(qiánwéi)杨君颂》摩崖(又称《石门颂》)
3.汉代《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又称《李君表(lǐjūnbiǎo)》)
4.汉代《杨淮、杨弼(yángbì)表记》摩崖(又称《杨淮表记》)
5.汉代(传)《石门(shímén)》摩崖
6.汉代(传)《玉盆(yùpén)》摩崖
7.汉代(传)《石虎(shíhǔ)》摩崖
8.汉代(传)《衮(gǔn)雪》摩崖
9.曹魏《李苞通阁道(dào)题名》摩崖
10.北魏《石门铭》摩崖(móyá)
11.南宋《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móyá)释文》摩崖(又称《小开通》)
12.南宋(nánsòng)《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摩崖
13.南宋《山河堰落成(luòchéng)记》摩崖
来源:北京日报(běijīngrìbào)客户端
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de)“问道石门(shímén)——陕西汉中石门汉魏(hànwèi)书风创作研究展”,标志着以“石门十三品”为代表的石门石刻首次整体性地走进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diàntáng)。“石门十三品”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其历史横跨东汉至南宋,历经千余年的沉淀与传承。这些石刻深嵌于秦岭褒斜古道的险峻崖壁中,不仅承载着古代交通与水利的厚重历史,更以其雄浑朴拙、奇逸天成的艺术风格,生动展现(zhǎnxiàn)了(le)书法审美(shěnměi)流变的轨迹,成为后世书法家溯源求新的灵感源泉。
石门韫(yùn)玉 历世弥光
——汉中“石门十三品(pǐn)”书法史价值谫论
在(zài)中华文明发展与中国(zhōngguó)书法史演进的(de)(de)双重维度中,以“石门十三(shísān)品”为核心的陕西汉中褒斜(bāoxié)古道石门摩崖石刻群,历经千年洗礼,以其多方面的艺术价值与深厚的人文地理(rénwéndìlǐ)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物质实践与精神建构互融共生的典范。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十三品”凭借其汉隶的古朴雄浑、魏碑的峻峭奇崛及宋隶的宏阔舒展(shūzhǎn),系统构建(gòujiàn)了(le)自东汉至(zhì)南宋的书体演变(yǎnbiàn)谱系,更在摩崖载体与秦岭褒谷自然山水的交融互映中,凝练出独特的摩崖石刻美学体系。尤为重要的是,这种书体演变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而是与古代褒斜栈道工程的技术形成了物质实践与精神创造的双向互动,深刻诠释了东方文明中,技术理性与艺术感性的辩证统一。因此,“石门十三品”不仅是一部镌刻于秦岭崖壁的书法演变实录,更是解码中国古代交通工程(褒斜道、石门隧道、栈道)、水利工程(山河堰)、生态(shēngtài)智慧与人文精神的立体文化密钥。
汉魏摩崖:篆隶楷之变的审美(shěnměi)场域
“石门(shímén)十三品”是以《鄐君开通褒斜道》《石门颂》《杨淮表记》《石门铭》为代表的(de)汉魏摩崖石刻群,集中展现了从篆书余绪向楷书演变的汉字(hànzì)发展轨迹,于秦巴(qínbā)险隘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摩崖美学,赋予书体演变以空间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多重审美维度。
《鄐(chù)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kè)于(yú)东汉永平九年(66),是我国现存东汉最早的(de)(de)石刻之(zhī)一。记述了汉中(hànzhōng)太守鄐君受诏承修褒斜道之事。它以(yǐ)篆隶交融的笔意,呈现隶书萌芽期的古拙风貌,其(qí)笔画退尽刀劈斧削锋芒,与石纹残损自然交融,波磔含蓄内敛,字势方整且存篆籀遗韵(yíyùn)。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赞曰:“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xíngzhī)”。《石门颂》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由当时(shí)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戒书丹。内容歌颂了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从其书风来看,臻于成熟汉隶之极致,通过瘦劲如铁的线条与疏宕天成的章法,展现出从《鄐君开通褒斜道》篆意残存向成熟汉隶过渡显著特点。《杨淮表记》刊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由卞玉撰文,书丹者不详。内容叙述了杨淮、杨弼的生平及(jí)对二人为官清廉的赞誉(yù)。书风纵逸奇崛,字势倾斜(qīngxié)险峻,其章法之跌宕较(jiào)《石门颂》更具表现张力。北魏《石门铭》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由王远撰文并书丹,武阿仁凿字。内容记载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废置已久的褒斜道之事。其以楷书为体、隶意为骨,将方折峻利的魏碑笔法与汉隶的圆浑气韵熔铸一体,其“斜画紧结”的结体特征,标志着楷书逐渐摆脱(bǎituō)隶法束缚、走向独立审美品格(pǐngé)的历史性转折,因而康有为誉之“若瑶岛散仙,骖(cān)鸾跨鹤”。
汉代《故司隶校(sīlìxiào)尉犍为杨君颂》摩崖(又称《石门颂》)(局部)
南宋(nánsòng)《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局部)
这四方汉魏摩崖不仅(bùjǐn)是书体演变的直观图谱,更是(gèngshì)不可替代的艺术史坐标。它们(tāmen)既有共性又各具审美特质,共同构筑了巴蜀山川篆、隶、楷嬗变的鲜活(xiānhuó)审美现场,成为后世书家隶书、楷书取法和创作的灵感源泉。
摩崖榜书:“以字彰景”的(de)巨制典范
《石门(shímén)》《衮雪》《玉盆》《石虎》作为“石门十三品”中的四品汉魏(传)摩崖榜书(bǎngshū)代表作,虽字数寥寥,却凭借擘窠(kē)隶书的雄浑气魄与自然景观的深度(shēndù)互动,以及作者身份的传奇色彩,成为书法史与文化遗产中的独特存在,深刻展现了书法意象与地理景观的交融,以及“天人合一(tiānrénhéyī)”的哲学境界。
《石门(shímén)》方整峻拔,笔画浑厚如斧凿,仿佛与石门隧道的(de)工程伟力相得益彰;《衮雪》镌刻于激流(jīliú)巨石之畔,字形(zìxíng)奔涌(bēnyǒng)恰似浪花翻腾,呼应水浪如雪的景象。“衮”字三点水省略,相传源于曹操(cáocāo)“江水甚多,何须添足(tiānzú)”之语,彰显出不受拘束的逸气;《玉盆》依托河中白玉状巨石布势,横向字列宛如盆承水纹,后世的纵向仿刻,亦显开张气势;《石虎》对应石虎峰的形貌,竖笔劲峭如虎尾横扫,威仪自生。其笔势随石形而变,圆融与峭拔并存,巧妙(qiǎomiào)融合了玉盆石的温润与石虎峰的威猛。
汉代(hàndài)(传)《石门》摩崖
汉代(传(chuán))《石虎》摩崖
汉代(传)《玉盆(yùpén)》摩崖
汉代(传)《衮雪》摩崖(móyá)
以上四品的(de)作者无确切考证,附着其上的名人传说却构成了其文化价值的重要延伸。《衮雪》虽托名曹操,存在争议,却与其“雄(xióng)赡”的书风及建安年间两度至汉中的史实相契合(qìhé),被赋予了“魏武精神”的豪迈意象;《石虎》落款为西汉隐士郑子真,借助其拒聘权贵(quánguì)的典故,强化了褒谷作为“隐逸之地”的文化符号;《玉盆》则附会张良,关联楚汉栈道(zhàndào)的谋略传奇……诸说虽非信史,却深刻映射出(chū)后世对汉魏风骨的集体追慕与文化想象。此外,南宋修复山河堰的“竣工报告”《山河堰落成记(jì)》以巨幅之书,展现了宋代(sòngdài)隶书复兴的气象(qìxiàng),形成了以楷、行写隶的独特文本风貌。
《石门》《玉盆》《石虎》《衮雪》《山河堰落成记(jì)》的巨制榜书,这种(zhèzhǒng)“因景题字(tízì),以字彰景”的模式,堪称中国摩崖书法“景观化”实践的早期典范。
考释品评:金石学视野下的学术(xuéshù)重构
“石门十三品”中南郑县令晏袤的考释品评,集中展现了(le)金石学视角下的学术重构实践。其《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shìwén)》与《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作为南宋金石学的杰出成果,不仅实现了对汉魏摩崖文本的考释,更在学术史(xuéshùshǐ)上重构了古代交通史、职官制度及书体(shūtǐ)演变的认知框架(kuāngjià)。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móyá)因苔藓覆盖,自东汉至南宋绍熙五年(1194)前湮没无闻(yānmòwúwén),晏袤释文首度完整抄录并注释原文,使其免于彻底散佚。释文翔实(xiángshí)记载了(le)汉代大型工程的组织细节,详注鄐君官职“汉中(hànzhōng)太守”及刑徒来源“广汉、蜀郡、巴郡”,为印证汉代郡守工程权责与劳役制度(zhìdù)提供(tígōng)了关键史料。其考释行为本身即是对汉文化的追慕与学术接续。晏袤更对其书法价值予以重估,在释文中评其“字法奇劲,古意有余”,精准指出(zhǐchū)其结体方古疏阔及其与篆书遗韵的紧密关联。
《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合并考释了曹魏景元四年(263)《李苞通阁道》及西晋泰始(tàishǐ)六年(270)《潘宗伯韩仲元造桥格》,揭示出三国至西晋褒斜道连续修缮的历史脉络。《李苞通阁道》中“荡寇将军(jiāngjūn)”职衔,为研究曹魏军事职官(zhíguān)体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zuǒzhèng)。晏袤的释文为后世探究东汉交通治理与人员调配机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有效(yǒuxiào)弥补(míbǔ)了正史记载的缺憾。
晏袤“文本校勘、史源互证、书风品评”三位一体的考释范式(fànshì),成为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典范,奠定了“石门十三品”学术研究的基石(jīshí)。其(qí)考释工作促成了汉代摩崖(móyá)与南宋题记的时空对话,初步构建起“石门石刻”的学术体系框架。
题名留雅:登高染翰的文人意志(yìzhì)
褒谷石门是山水佳处,历代文人(wénrén)墨客在此登高染翰、题名留雅,形成了颇为典型的石门题名盛景。在褒谷石门遍布历代摩崖题名近百方,尤以宋代题名约59方最为典型。这些(zhèxiē)题名多采用“姓名+官职+事由”的固定格式,既彰显个人政绩,亦(yì)体现士大夫的责任担当,共同铸就了“栈道—书法—诗文”三位一体的文化地标。它们不仅(bùjǐn)延续了汉魏石刻的纪事(jìshì)传统,更在“山川(shānchuān)留名”中注入了鲜明的文人主体意识(yìshí),构建了集地理标识(biāozhì)、历史记忆与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复合文化现场。
关于山河(shānhé)堰修(xiū)护的(de)(de)重要石刻题名,包括淳熙十二年(1185)的《石邵(shíshào)、段雄飞(xióngfēi)等南宋淳熙题名》《王还嗣等南宋庆元题名》,以及庆元二年(1196)的《闾丘资深等南宋庆元题名》等;涉及视察褒谷(bāogǔ),游历山川(shānchuān)的题名,如宝庆二年(1226)的《赵彦呐题名》记载了(le)赵彦呐、白巨济等人“视堰修禊事”,嘉定三年(1210)的《鲜于申之等题名》记录了李廷允等人“视堰山河,泝褒水,登石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shì),《赵彦吶题名》《宋之源题名》等详细记录了众多官员参与的褒谷“修禊”活动,旨在祈愿消灾避祸(bìhuò)。这些石刻均明确标注了官员的地望,表明在宋代,于褒谷求神祷雨已成为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政务,且此类官方祈雨现象十分普遍,并延续至南宋晚期。
南宋《鲜于申之等题名》(局部)褒谷(bāogǔ)石门题名不仅是一段镌刻于秦巴山崖的(de)历史印记,更是宋代士大夫精神(jīngshén)世界的宣言。其(qí)蕴含的济世情怀、隐逸而豁达的人生寄托,以及充满张力的艺术表现,宛如铭刻(míngkè)在山河之间的精神契约,至今仍在深情诉说着宋代文人在山水间安顿心灵的恒久追求。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zhōngguó)书法文化研究院、石门书法研究院)
“石门(shímén)十三品”包括:
1.汉代《鄐(chù)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又称《大开通》)
2.汉代《故司隶校尉犍为(qiánwéi)杨君颂》摩崖(又称《石门颂》)
3.汉代《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又称《李君表(lǐjūnbiǎo)》)
4.汉代《杨淮、杨弼(yángbì)表记》摩崖(又称《杨淮表记》)
5.汉代(传)《石门(shímén)》摩崖
6.汉代(传)《玉盆(yùpén)》摩崖
7.汉代(传)《石虎(shíhǔ)》摩崖
8.汉代(传)《衮(gǔn)雪》摩崖
9.曹魏《李苞通阁道(dào)题名》摩崖
10.北魏《石门铭》摩崖(móyá)
11.南宋《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móyá)释文》摩崖(又称《小开通》)
12.南宋(nánsòng)《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摩崖
13.南宋《山河堰落成(luòchéng)记》摩崖
来源:北京日报(běijīngrìbào)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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